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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器长34、宽18毫米。
两件铜器均铸出十分薄锐的对称凸纹,纹间低凹,凸起的花纹均在同一平面上，有磨损痕，有的已磨圆钝，表明已经使用过。
背面有穿孔钮，便于握、持或穿系，显然是一种用于蘸色戳印的工具（图10）。
图10 西汉青铜印版示意图       两千多年前，南越国的工匠能生产出如此清晰流畅图案的凸版工具，并利用来印刷丝绸，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据分析，当时的工匠手持花版，在台板上按先横后竖的次序，盖图章似的逐个在丝绸上打印，每米织物上一共要打印600多次。
这不仅是一种印刷，是套印。
在长沙马王堆1号墓中，出土有金银色印花纱，专家们认为是采用了三套色型版颜料印花，这种印花纱与南越王墓所出土的印花纱的花纹图案基本一致。
这两块铜印花凸版是目前世界上早的彩色套印工具，它们在科学技术史、印染工艺史以及雕版印刷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西汉初期的以凸版在丝绸上套印花纹，是中国传统印刷方式起源之一端，它对后来印刷术的发明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4.卡特先生有关“织物的印刷”论述存在的问题       文前所引卡特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的一段话，原载于该书中的第二十章《织物的印刷》。
卡特先生在文章中大量谈到世界各地的印花织物产生和确认它是对后来在纸上印刷的影响力，以及指出了纸上印刷与织物印刷的差异在于材料和目的不同，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卡特先生又说：“流传到现在的早花布，似乎都是起自6世纪左右的东西”，“中国保存到现在的古的印花织物，比埃及西欧和日本发现的略迟一些。
”作者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974年）和广州西汉南越王墓（1986年）出土的印花凸版及其印刷的丝绸,从而将“中国保存到现在的古的印花织物”的时间推迟了800多年，这是时代的局限，或者说这是卡特先生无法避免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