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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字画真楷”主要强调的应该是文字要认真端正，不可潦草，不一定严格限定了必须用某一种具体的字体，这个规定表明，礼部对这方面是非常关注的，有一定的要求。
那么要求的标准是什么呢？
显然还是要考虑皇帝的喜好。
《礼部志稿》还规定：“小录书板照本部会试录式样，不许仍开掌行科举文字吏及誊录对读生员姓名。
”这里规定的是内容方面的格式，但在整个版式字体等形式方面，也会促使乡试录向会试录的版刻风格靠拢。
皇帝对科举录的关注还可以从一件事中看出，即嘉靖十六年应天府乡试录事件。
这科乡试录因为格式上的考官填名问题和内容上妄议问题，一大批参与乡试的官员受到严厉处分。
《明世宗实录》嘉靖十六年九月记载：“癸卯，应天府进呈乡试录，考官批语失填名，下礼部参看，谓事属不敬，考试提调同考试监试等官皆当提问。
议上，上谓，试录进呈，考官既不填名，策题又以国家祀戎大事为问，所对语多讥讪，……所取生儒不许会试，……谪汝璧为福建市舶提举司副提举、衢为广东南雄府通判。
”两位主考官江汝璧、欧阳衢从清贵的翰詹官被贬斥为基层地方官，所有已录取的举人全部不许参加会试，惩罚不可谓不重。
皇帝对乡试录的这种密切关注也会使主持刊刻乡试录的官员在乡试录的版本风格方面更加迎合皇帝喜好。
京式本与皇帝关系密切，从而带上了浓厚的政治意味。
这种政治意味使京式本在国内以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延续下去：从地域上看，京式本在北京延续下去；从类别看，京式本在科举录、藩府本以及一切与皇帝密切相关的书籍中延续下去。
京式本在国际上延续了更长的时间——朝鲜刻本采用这种风格一直到明代结束。